Night Comes On

1998年末，28岁的歌手汪峰在北京建国门的地铁口的报摊上焦急地打着公用电话，怀里揣着新专辑《花火》中的十首小样——今天他要去位于北京建国门华润大厦一家名叫滚石唱片公司推销自己的小样。大约一年前，汪峰的乐队“鲍家街43号” 在京文唱片旗下出版了第二张唱片《鲍家街43号（二）》，可问题是，他们的经济状况比没出专辑之前更加糟糕——这张投入了他们几乎整年时间精力的专辑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知名度和收入，而对乐队来说，这已经是两年来的第二次了。

乐队其他成员的心思开始溃散了。大家纷纷开始出去接活挣钱，有人开始厌恶排练，甚至有人染上了毒瘾。汪峰慌了，他开始意识到，这乐队要散了。公司在两张专辑失败后对乐队也开始愈发怠慢，他们居然表示，允许汪峰把新的十首歌拿到别的公司去做。从那个时候开始，汪峰开始疯狂地打电话找唱片公司听小样。在这个过程中，他当时的女友，一个真名叫吴雅筠，艺名叫筠子的女歌手给了他莫大的支持。

在公司门口，汪峰看到另一个年轻人高高兴兴地从里面跑出来，高兴地对着他喊：我签约啦！我签约啦！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邓力源，出生于1981年，比他整整年轻10岁——凭借其良好的唱功和全面的技术，来北京的第一年他就在北京摇滚圈崭露头角。汪峰木然地应对着年轻人的拥抱，他知道这家公司对他的乐队关上了大门。

半年后，汪峰在建国门附近的另一家名叫华纳的唱片公司完成了自己的签约，但这次只有他一个人，而不是他的乐队——华纳老板简单明了地要求只签汪峰，乐队不要。汪峰很快做出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落笔之时，他长舒了一口气。

汪峰在回京文唱片收拾行李的时候意外发现，公司的录音棚里，半年前签约滚石的那个年轻人竟然在给一支来自遥远长沙的名叫“木马”的乐队担任吉他手。“公司毁约了，改推了一个‘关系户’，就那个什么‘羽•泉’，把我给顶了” 邓力源摆摆手，表情如同半年前的汪峰一样木然。

1999年，一个叫贾樟柯的导演在他的老家山西汾阳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长片，名字叫《站台》。时年29岁的贾樟柯刚刚在我国地下电影圈里开始崭露头角，他为人所知的是他拍摄的两部短片：58分钟的《小三回家》以及107分钟的《小武》。这两部影片为他在国际影坛闯出了一些名声，当然——由于我国的文化管制，这两部影片只能“墙里开花墙外香”——但这并没有成为投资人拒绝贾樟柯的理由。

这是贾樟柯第一次掌控一个超过100人的摄制组，他不得不开始面对电影工业给他带来的种种困扰——其中最直观的一点，便是眼瞅着片长将肯定超出原来预计的130分钟的制片要求。对此贾樟柯和制片方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贾樟柯固执地认为，只有这样的长度，才是一个可能把他的想法进行到底的长度：没有这个长度，他将无法把这动荡的二十年说透；他觉得，一个导演的责任，就是要讲他想讲述的东西；如果按照制片人的方式走，那不如让制片人自己去拍片。

　　于是他又成了穷人。为了完成拍摄，贾樟柯拿出了《小武》参加国际影展得来的80万人民币。制片方一度愿意帮他负担这笔费用，却被他拒绝了。贾樟柯觉得，这笔钱一是对投资方负责，二是对自己的一个教训。

半年后，贾樟柯的《站台》剪辑完成，影片长度最终达到了惊人的154分钟。贾樟柯为它办理了所有的手续，先后通过上影厂、北影厂两次参加审查，但结果却依旧是不能公映。

怎么办？贾樟柯只能再次把目光再次投向了海外。

2009年7月25日，汪峰推出了自己在华纳唱片公司的第5张唱片《信仰在空中飘扬》。在公司专门为他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京城各路媒体以及数百歌迷蜂拥而至——在这个场合，他被冠以“中国摇滚新教父”的称号。在新专辑的封面上，他戴上了墨镜，蓄起了胡子。他想起他的第一张专辑《鲍家街43号》的那个签售会，刚开始的时候，除了工作人员一共只有3个人到场，一个上午只签出去了不到10张唱片。他想起了那些跟他同辈的摇滚青年，唐朝变成了清朝，许巍变成了阳痿，而自己也在和朴树、“羽•泉”们的竞争下走到了国内歌手的第一线。

汪峰曾经最爱的一个女友，民谣女歌手筠子在2000年9月10日选择用上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第一张唱片《立秋》在发片的头一年便得到了两万的不错销量，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被业内人士广泛看好；而对这一切，她却选择了一种如此极端的方式给予了自己的回应。筠子没有向世人说明自杀的原因，她仅仅给自己的小保姆留了一份遗书，上面有“不要惊动任何人，请通知我妈妈”，“其实我是没办法，因为我天生十分忧郁”等简单的语句。

是不是单纯的音乐的信仰只有这一种方式能活下来？汪峰问自己。

在汪峰推出新专辑的5天之前，2009年7月20日，“羽•泉”推出了他们筹备三年的第7张个人专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羽泉》。这张专辑在包装的时候把“羽•泉”定义为了中国脸的代表，而他们早已被公认为是中国大陆一线乐队中毫无争议的“一哥”。

而在“羽•泉”推出新专辑的16天前，2009年7月4日，那个当年被“羽•泉”顶班的歌手邓力源在北京后海的野草莓咖啡馆里低调地举办了他和“奇幻之旅”乐队的告别北京演唱会，宣布从此退出北京音乐圈，而他本人也将移居香港专心为一家唱片公司进行幕后制作。在这十年里面，邓力源先后加入过“木马”“暗夜公爵”“星期三的旅行”“铁风筝”等四支乐队，并于2002年组建了“绿光”乐队（后于04年改名为“奇幻之旅”乐队）。在这10年间，他办过全国巡演，参加过各种各样的乐队比赛，在迷笛音乐节上演出，歌曲也曾被一些摇滚乐杂志和独立厂牌收入小样，他甚至在2007年还报名参加了“绝对唱响”西安赛区的比赛，他无数次离签约很接近——但一切的努力都无法为它换来一张自己的唱片。对一个音乐人来说，从台前转到幕后的心理落差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是邓力源这样一个从一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在台前有所作为的音乐人。他在自己的告别音乐会上除了感谢什么都没说，没有眼泪，也没有嘶吼；但是谁都知道，他离开北京，既是对他自己10年乐手生涯的一个总结，更是一种对生活的不甘和无奈。回看10年，邓力源发现自己离主流最近的一次，竟然还在10年以前。

什么样的音乐才配走到前台？邓力源问自己。

2009年7月23日，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导演贾樟柯发布声明，宣布为抗议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播放介绍“东突”民族分裂分子的纪录片，他和另一位受邀参加该影展的中国导演赵亮将撤回三部3部影片。在接受采访时，贾樟柯说：“我们的退出行为是在电影节变得非常政治化的背景下必须做出的反应，退出电影节是我们试着将个人内心的观点表达出来。否则沉默就意味着认同组织者这样的安排。”

从1999到2009，贾樟柯用10年的时间亦步亦趋地步入了中国的主流导演圈。2004年的《世界》，成为了贾樟柯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影片。2006年的《三峡好人》和2008年的《二十四城纪》使得贾樟柯彻底奠定了国内一线导演的地位。而与此同时，贾樟柯也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不希望被看成一个艺术片导演，他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资——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他如何能得到这些呢？

“电影无国界，导演却有祖国”，真是这样吗？贾樟柯问自己。

历史的书写永远只能夸张，而我们着迷的仅仅是历史在传播过程中的的附加值而不是历史的本身，我们身边的历史亦是如此——虽然只是一些细碎琐事，可对我们的影响却也能和数百年前的亡国灭种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0年能发生多少事情？作为歌手，可能出5张唱片，也可能是7张，还有可能是0；作为导演，可以拍5部电影，也有可能是7部，还有可能是0；作为普通人，可能找5个女朋友，也能是7个，还有可能是0；作为一个社会，可能出5个汪峰，50个邓力源，还有1个贾樟柯，当然也可能是0。

十年的力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一个人呢？我想没有人知道。无论如何，巴尔扎克说过“战胜默默无闻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对每个经历过这10年的人来说，都是这样。在这10年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圈内，走进墙里，走到大众中间，走到争先恐后，走到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我只是单纯地觉得，他们在10年后开始丢失掉他们10年前满溢的纯真和勇气，他们在10年后开始拥有他们10年前的空白的理智与温暖。

我想祝福那些沉入梦乡的过去，问候那些尚未苏醒的未来，翻开电脑里那个写着“爱情动作片”的文件夹，同时打个电话给自己喜欢的女孩，对他说一句，嗨，你们还好吗？